特殊的会诊——忆防治氟病的难忘岁月
特殊的会诊——忆防治氟病的难忘岁月
从事临床工作几十年,我参加过的会议不计其数,然而,曾应邀赴陕北三边地方病病区的会诊太特殊了,让我终生难忘。因为这是一个偶然的机遇,竟让我与一种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地方病的防治研究工作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几十年以来,艰辛的历程、世态的炎凉,曾让我焦虑、困惑和失望;而只顾耕耘,不计收获的辛劳,也曾给我带来过掌声、鲜花和鼓舞。但随着时光的消逝,更多的是引起我的反思。特别是我在三边地区度过的难忘岁月,更让我深感内疚。我虽已退休,离开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它却似乎仍然伴随着我的身影,往事如烟。每逢忆起,感慨万千,真是难以忘怀啊!
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紧接着又是一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腥风浊雨,席卷大地,我国的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本来已十分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更是雪上加霜。大自然开始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一种与生态环境恶化、人群营养状况低下密切相关的地方病,在我国悄然流行。病初感全身骨关节僵硬、疼痛,继之关节变形,脊椎侧弯变驼背,约10%的病人继发神经损害、瘫痪卧床不起,最终衰竭而亡。1974年我院首次在陕西大荔县发现了本症流行区;1975年至1981年间应邀赴陕北三边地区多次考察;1980年参加了陕西省普查,受到中央表扬;1981年我院成立氟病研究室,专门开展本症的临床和实验性研究,招收了数名研究生和进修医师;我们研制的氟骨症临床分度标准,被确认为国家标准;氟宁治疗氟骨症的研究获省科技进步奖;在临床和实验室研究方面,国内公认我院处于领先水平,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6篇。
我们在本症的防治研究上的贡献,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的高等关注,我本人应邀赴全国二十余个重点病区考察,讲课和协助防治工作;先后担任陕西省地方病学会常委、副主任委员、氟病组组长、中共陕西省委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西安市防治地方病顾问、中国地方病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技术标准委员会地方病专业委员,亲自参与了我国防治地方病一系条例和标准的制定工作。在此期间,每年几乎要用半年的时间奔波在全国各地的主要病区。
1979年陕西省决定在1980年对全省进行本症的普查,以便对本症的防治打好基础,为了给全省普查做好试点以及相关的理论依据。省上指派以我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提前深入病区,进行摸底考察。我们确定我省的著名病区三边地区中发病最重的红星公社红光大队作为本次考察的对象。
陕北三边地区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风吹草低见牛羊,高粱糜子荞麦香。这里曾经是陕甘宁边区的粮仓,附近灾民的投奔地。群众不仅生活能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余粮支援边区政府,政通人和,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安居乐业,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氟骨症的流行。而展现在我们考察组面前的是:荒芜凄凉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望不到边际的盐碱滩地寸草不生;狂风卷起的黄沙满天飞舞;堆积似山的沙丘三五成群;以及为了生存挣扎在如此恶劣环境中,一群一群弯腰驼背的氟骨症患者。裸露于黄土层之上的基岩,富含氟化物矿石,为病区提供了丰富的致病因子氟的物质来源:气候干旱,降水稀少,植被脆弱,生态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为土壤中氟的迁移和富集提供了理想的地球化学背景;农业生产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以粮为刚,统管太死,“一大二公”的公社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劳动日不值五分钱,年人均口粮不足五十斤,野菜树皮、草根、谷糠几乎成了家常饭,浮肿病流行,不少人家外出乞讨,卖儿卖女时有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也不罕见,病区人群营养状况的低下为本症的流行提供了易感人群。
红星公社红光大队是这里的一个典型重病区,队队氟流行,村村有瘫子,户户有病人。谈氟色变,人人自危,恐慌不可终日。小伙子因病成了光棍,大姑娘因病无法出嫁,弯腰驼背的病人随处可见,呻吟叫疼之声随时可闻,不少家因病致穷,不少户因病家破人亡。病区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咱们这里太干旱,人畜饮水实艰难,毒水喝了几十年,子孙迟早要完蛋。”“我爹有嘴抽不成烟,我娘抬头看不见天,我哥有肩无法担,我姐有手无法攀,爷爷奶奶瘫死已几年,只有我的身体好,弯腰驼背当羊倌。”
我们来到一位叫艾莲的中年女性患者家中,她家共有五口人,几年前丈夫瘫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四人,她生下第三个孩子后瘫痪卧床不起,后渐全身卷缩成团,无法平卧,只能靠墙而坐,大腿弯缩无法外展,屎、尿、月经沿腿而淌。室内气味让人窒息,家中生活依靠大队有限的救济,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三个孩子均因轮流服侍母亲而失学。她告诉我们不要管她了,她早已做好了死的准备,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政府给三个女儿找上婆家。
我们在病区遇到了一位石匠,手艺出众,远近闻名,家境也较宽裕。他先后娶过四个婆姨,前三位均亡于瘫病。当地迷信盛行,认为石匠是个大克星,祖坟也有问题,大家见他避而远之。他娶第四个婆姨时,专门请来了当地有名的巫师,家门口高筑法台,做法三日,将祖坟挖开,尸骨暴晒七天后另择新坟。礼乐齐备,吹吹打打,杀猪宰羊,高朋满座,自认为从此逢凶化吉,永保平安。不料不久第四位婆姨产后又瘫,他本人也驼背变形了,搞得几乎倾家荡产,在当地影响极大,几乎成了影响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县上曾派医疗队前来防治,病因未明,防治无策,无果而终。查清死因,破除迷信的政治任务,自然落到了我们的肩上,经过认真调查,周密分析,终于找到了病因。原来是老石匠家的自备水井氟含量超标40倍,是陕北病区含氟量最高的一口毒井,老石匠四个婆姨均因长期饮用高氟水中毒,产后虚弱而死。县政府下令填封了这口毒井,并在附近张贴了安民告示。这件事对后来的病区开展防治氟病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考察工作在紧张展开之时,一天晚上已经九点多钟了,县委派了专人来让我急速回城,有紧急的会诊任务。到县医院后才知道是省剧团来老区慰问演出,当晚上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扮演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和鸠山等的主要演员角色相继在台前昏倒,观众还以为是新编《红灯记》,台下观众人山人海,掌声如雷,欢呼声如雷贯耳,最后演出被迫结束,昏倒的演员送县医院抢救。请我会诊的目的是排除急性氟中毒的可能。我询问病史和详细查体后,否定了急性氟中毒的可能。因为地方性氟中毒属于长期性中毒,不可能发生急性中毒。此次为食用大量胡麻油饼后引起的集体中毒事件。试想当时处在自然灾害时期,大家长期处于饥饿状态,遇上了县上供给的香美的油饼,必然饥不择食,食用过量,食后演出毒性发作,突然昏倒,不过经医院及时抢救,所有中毒人员很快都痊愈了,这件事引起了地区领导的重视,还给有关人员记过处分。
我们这次病区考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地方病危害的严重性;初步摸清流行规律及临床特征;探讨病区成因及防治途径;为明年全省普查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我们的日常具体工作是在大队党支部的协助下进行的,支部书记高二林同志就是我们这次考察工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在欢迎会上的发言让我们对这位20多岁的边远山区的基层干部刮目相看:病区概况介绍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数据准确真实可信;工作安排仔细周到,有条不紊,条件虽苦但生活上的关怀无微不至,令我们十分满意并肃然起敬。他的哥哥叫高大林,30岁出头,未婚,是我们第一个确诊的氟骨症病人,也是让我们十分满意的协助考察的志愿者。每天天刚亮,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大队的院里,打扫院落,准备洗脸水,烧开水泡茶。我们洗漱时他又去叠被子扫床倒尿盆,整理室内卫生,太阳出来后再把所有的被褥拿去晾晒。我们吃早饭了,他背着一大袋尿瓶,挨家挨户的发瓶子留取尿样。这儿的人居住分散,翻山越沟,颇为艰难,干完这些杂活之后,他急忙赶回家再给这个三口之家准备早饭。他做事极为认真负责,经他手采集的一千多份尿样和成百份水样,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晚饭后他会准时到来,烧炕,擦灯加油,铺炕暖被取尿盆,把每个人的洗脚水给你端到面前,看着你洗毕后再把脏水倒掉。等我们大家都钻进了热被窝,他熄灯关门后,摸黑翻沟才回到自己的家。
一天下午,风云突变,狂风四起,气温骤降,大雪夹着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很快整个病区都成了冰天雪地,当天收集到的有关样品如不及时送往县城,便有冻坏的危险。我们正在商量补救办法时,大林站在了我们面前,他坚决要求去送这批生物样品。理由只有一条:他是当地人,大雪中不会迷路,保证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们再三劝说也留他不住。他背起了百斤重的样品袋,拿了一把雨伞,让他家的那条大黄狗作伴,雪夜奔赴二十多公里之外的县城。连夜返回大队时已是次日凌晨四时,他浑身结冰,简直成了雪雕人,口唇青紫,全身发抖。大家赶紧为他除冰脱衣,让他赶紧上炕取暖。片刻之后,他嘿嘿一笑说:“总算没误咱们的事吧!”大家望着这位如此实诚的一位普通农民,这位身患氟骨症已经致残了的患者,感动得热泪盈眶。
高支书家总共三口人,除了兄弟俩一对老光棍外,还有一位年仅六岁的小姑娘名叫杜小兰,这让我们甚为好奇,小兰的身世一直是我们心中的未解之谜,几次欲问究竟却难以启齿。大林从16岁起承担了养家和服侍两位瘫痪在床的老人的重担,直到二老相继去世。二林18岁参军去了边疆,就由大林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正当年富力强之时,氟中毒让他成了弯腰驼背的病人,他仍然坚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但从他少有的言谈中,可以清楚地体察出,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忠诚和热爱,他坚信毛主席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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